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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版权大潮的普及的背后:文化产业商品化的历史进程

2019-09-10 20:11 作者:本站作者 来源:网络整理 次阅读

  十几年前一个暑天,我曾持手抄歌单去小商品批发市场刻录VCD音乐碟,一张VCD定价为10元,可录17首歌,而那是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对于没有网络的家庭来说,这是当时自由选择收听流行歌曲的唯一途径。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刻录过程:像下饺子一样,老板熟练地将《求佛》、《秋天不回来》、《丁香花》、《两只蝴蝶》等歌曲MV陆续导入光盘,不超过十分钟,一张纯色封面的VCD盘便交到我手上。事实证明,刻录碟的品质难以直视:刘嘉亮的《你到底爱谁》,原版MV有男女主演参与录制,而刻录版MV全程没有演员,更像行车记录仪截取的一段夜间影像;唐磊的《丁香花》MV取用选秀比赛现场画面,全程为固定镜头,且画面阴暗,无法看清歌手面部。在歌曲尚处于高潮段落时,画面中的歌手已离开话筒对观众致谢,看得人脑壳生疼。

  在数字音乐的蛮荒时代,这种代工点密布于整个城市,他们的电脑像加油站的油枪,可将用户的光盘或MP3迅速灌满。可以确信的是,原创歌手必定无法从这种广泛而零碎的传播中获取版权收益。歌手高进就曾对《北京商报》诉苦:不管百姓还是媒体,都把音乐看做娱乐而非商品,这是音乐市场萎靡的根本原因。

  时至今日,刻录碟生意几乎绝迹,但背后的音乐版权问题仍然存在。与十年前相反,版权方已从受害者转为主攻手的角色,而被点名的侵权者中,以Papi酱和冯提莫两位网红首当其冲。其中,前者因其任股东的公司在短视频广告中使用了歌曲《WalkingOn the Sidewalk》被索赔25.7万元;后者因在直播中应网友邀请播放了一首《恋人心》,并被直播平台保存在公开视频库中,导致该平台被版权方索赔4万余元。

  由于视觉中国的前车之鉴在前,加上这两次交火中,版权方分别枪打直播与短视频的两只出头鸟,令人不得不重视“听觉中国”重出江湖的潜在可能。这是在盗版方大吃作品红利的十余年后,版权天平开始倾斜于版权方的迹象。

  讨盗版檄文

  “直到今天,互联网盗版音乐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我们失去了依靠音乐版权收入再生产音乐的最后阵地。行业凋敝,人才流失,梦想破灭,尊严全无。”——《致音乐界同仁书》

  版权的诞生,原本就是各方权衡利益后妥协的结果。18世纪以前,为了控制言论,英国将出版和印刷市场交给“出版同业工会”(下称“工会”)垄断。毫无疑问,这个托拉斯性质的工会抽走了其中大部分利润。而这引得作者群体群情激奋,他们手举标语,前往政府门前抗议。在压力下,英国议会被迫宣布,打倒出版业的垄断巨人,开放民间出版商进入图书市场。

  被扳倒的工会发现,这些蜂拥而至的民间资本拿着自己的出版物大肆复制仿品,而自己必须同他们打一场争夺市场的价格战,不然将面临淘汰出局的风险。然而由于长期垄断,故步自封的工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这使他们在价格战中节节败退。但工会想出了办法:既然无法在成本上战胜民间出版力量,但我可以请求议会立法,禁止你对我已出版作品的无脑仿制。这一意见同样受到作家群体的欢迎:由于出版业“内战”未能给作家带来收益增长,作家们迫切需要制度改革确保自身的收益。

  双方达成了共识,并一同向议会施压。到1710年,英国议会再次妥协,并用时任女王的名字推出了保护作家版权的法律,即《安妮法案》。随着英国殖民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这种带有大不列颠风格的版权保护观念也传播至整个英语世界。而放眼国内,我们的版权保护产业起步较晚。在计划经济时代,文字、影视与歌曲被定位为宣传品而非商品。宣传品的使命是尽可能全民皆知,绝无藏着掖着的道理,保护版权更是无从谈起。到改革开放初期,切好蛋糕基本让步于做大蛋糕,在音乐市场则呈现“正版与盗版齐飞”的特殊景象。

  到新千年,入世的时代要求迫在眉睫,中国的版权保护在跌撞中起步。和金融市场的探索如出一辙:资本寻求生长的速度超过了政策监管发展,音乐市场多次来势汹汹的盗版潮,则充分佐证了这一点。这是个对音乐人极不友好的时代:社会大众对优质音乐作品有着强烈需求,一首头部作品以手机彩铃业务为代表的的增值收入往往达到千万量级,但由于政策缺位,广阔的增值业务被数以百万计的小公司所抢占,原作者与利润基本无缘。

  另一方面,国内尚无日韩成规模的综艺、商演等艺人变现土壤,这让专辑销量成为决定唱片公司以及歌手存亡的关键。相比韩国,国内唱片公司是不称职的“天使投资人”:为确保市场不发生变数,唱片公司甘愿力捧明星的一般作品,但缺少培养新人的耐心。绝大多数初出茅庐的歌手在第一年往往获得高额投资,而一旦专辑销量欠佳,第二年往往面临动辄五成以上的投资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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